“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转眼间，我大学毕业离开母校已五十一个春秋。今年，欣逢母校110周年华诞，师生相邀，共襄盛典，激起我对五年大学生活的深情回忆：学路艰辛，来之不易；穷且益坚，发奋苦读；母校培育，受用终生！老师恩重如山，同学情深似海。往事历历，情愫萦萦！令我永难忘怀！
报志愿时的选择，艰难途中的曙光。
报考焦作矿业学院（现河南理工大学）采矿专业地下采煤专门组，是我对人生道路做出的无悔选择。
1963年夏高考结束时，虽自我感觉考试结果还可以，但种种不利条件把我考大学的路堵窄了。比如，我的体检结果：身高1.42米，体重37公斤，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因身高体重不够和体检的有关问题我被限报军事、公安政法、武装警察、工程建筑、航海航天、交通桥梁、师范体育等多类院校和相关专业。
说心里话，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医生、教师、工程师或从事科研工作。我反复研读招生简章，思前想后，斟酌再三，最终把志愿目标落到了焦作矿业学院采矿专业地下采煤专门组上。
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焦作矿业学院的各个专业没有身高体重等限制，我能报。二是我极度贫寒的家境，决定着我必须把考上大学、找份工作、改变家庭命运放在第一位。不少人认为地下采煤专业又苦又累，又脏又险，报的人会少，录取相对把握大。三是我在漫长的艰难岁月中练就了不怕苦、不怕难、不畏艰险的倔劲，身材瘦小，钻巷道、爬采煤工作面干活反倒更灵巧，这样有可能劣势变优势。四是下井采煤工资高。邻村一位煤矿工人常讲，在煤矿工作福利待遇高，除工资外，下井和夜班另有补贴。这对我这个家庭特殊困难的学生很有吸引力。
为更有把握，找班主任朱慎吾老师求教，朱老师看问题入木三分，坦诚敢讲真话。他听了我的想法半天没吭声，边翻资料，边自言自语：“有利于录取，有利于录取，应该这样！”最后给我说：“按你的家庭和个人情况，我支持报这个专业，就这样定吧！”自己选择，老师支持，毅然决定：上矿院！学采煤！下井去！挖煤去！
报志愿为什么会这样费尽周折？不禁勾起心酸往事。我中学求学之路一波三折，几次濒临失学，一幕幕历历在目。
第一次失学的考验发生在1960年春天，父亲突然去世，家庭失去主劳力、顶梁柱。
我读初中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是重灾区，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我家更是雪上加霜。家里住的茅草房不到30平方米，又跑风漏雨，一家四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一个灶台，一条旧麻绳上搭几件破烂衣服，其它一无所有，常常一天一顿饭。父亲是老实农民，为多挣工分，专拣重活干。1959年的一天晚上，他在稻田里趟着泥水干活，脚被刺破，自己撕下一块衣襟缠住伤口，之后发炎化脓，没钱治疗，伤口长期不愈合，又加上食不果腹，51岁就拄上了拐棍。1960年5月的一天夜里，得知父亲突然去世的噩耗，那时我不满15岁，连夜从8里外的玄武二中赶回家。看到父亲衣衫褴褛躺在地上，下葬不但没有棺材，连张完整的草蓆也找不着，无奈把床上铺的高粱杆织的簿揭下来，裹住父亲的遗体，解下搭衣服的那根旧麻绳捆住，上遮不住头，下盖不住脚，此情此景，我这个做儿子的肝肠寸断。第二天一大早，乡邻帮忙冒雨把父亲抬到坟地，母亲走不成路，我和弟弟趟着泥水，哭着跟到坟地，趁着下雨，才把父亲的遗体用稀泥掩埋，不然的话，连浅浅的坟茔也挖不动。兄弟俩跪在泥里痛哭一场，算是为父亲办了丧事。
为帮母亲撑起这个即将坍塌的家，我提出不再上学，守家干活挣工分，母亲断然拒绝。母亲虽不识字，但她坚信，只有让儿子读好书走出去，才能改变命运。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继续上学。每周回家拿不到吃的，是最痛苦和焦灼的事。春天青黄不接时，杨柳榆槐等树叶长出来，捋下来或刮些树皮拿到学校，放在伙房笼屉上蒸熟，蘸着盐水充饥。1960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回家拿吃的，家里一点办法也没有，母亲发现墙根有几棵已干枯但籽没落的扫帚苗棵子，就连根拔起，洗净剪断碾碎，加盐蒸成团子，作为我一周的口粮。因味太苦没法吃，只好放到学校食堂的炉灶里烧焦掰碎，用盐水冲着吞咽。周二中午，我突然晕倒在学校门口，校长罗敬亚和几个老师跑来，把我抬到医务室抢救，校医韩子瑜一边给我打针，一边流泪。罗校长到宿舍找到我的馍袋子，亲口尝尝团子，说：“不能吃呀，再吃要食物中毒！”他当即给伙食会计写个条子，从教师食堂给我解决7张馍票，欠的账他负责。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周。之后，为了给我弄吃的，母亲带着弟弟到周边村子讨饭，讨来稀汤、面条之类自己喝，窝头、红薯块都留着，让弟弟隔三差五给我送到学校。每当看到赤脚光脊送饭的弟弟，痛苦难以言表，情不自禁两眼流泪，我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多大难，也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把高中读完。”
事不遂人愿，偏在这时，又遇新的难关。第二次失学的考验来了！
1962年7月，县里调整中学布局，我就读的玄武二中高中部撤销，并入鹿邑县城一高，学校离我家远达60多里。县一高要求学生一两周回家带一次口粮。我原每周回家两三次寻求吃的、趁周六周日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都不可能了。一家人深更半夜合计数次，无可奈何，只有忍痛失学。
一天下午，我正光着脊梁，穿个裤头，赤着脚推水车，一位姓刘的驻队干部检查抗旱，打量我一番，询问我为啥不上学？男女社员七嘴八舌介绍了我家的困境，他得知我因拿不出一两周的口粮无法进城上学时，非常同情，当即掏出烟盒，在烟盒纸背面给大队支书、队长、会计写个条子，交给我：“你去仓库找会计，借10斤红芋干，先去上学，坚持两星期再说。”母亲把红芋干磨成面，一半蒸成窝头，一半炒成炒面。这样，在失学一个月后，我又得以重返校园。高三第一学期，靠亲邻和社员大伙你一把我一把帮、一周一周凑合、一天一天数着过，熬到期末，期末考试除体育外，各科成绩还好。（那时候没有鞋穿，经常光脚，据说王明义曾经捡到两只鞋，但不是一双而且还是一顺子，穿了很久）求学路总是坎坷不平，重要节点再降灾难，姐姐突然去世。第三次失学的考验出现了！
1963年5月，毕业考试前几天，一个周六中午雨后，我沿涡河大堤踏着泥泞回家准备口粮。太阳快落时进村，邻居大娘拄个棍在村头，见我就说：“恁家出事了，恁姐昨天死了。”原来姐姐因疾病饥饿交加，又为我家的艰难境况揪心，煎熬之下寻了短见（为了给弟弟省下口粮上吊自尽了）。第二天一早，我两手空空去吊唁，到坟前磕了三个头，痛哭一场，算是为姐送行了，姐姐也是一张草席卷着下葬。三年失去两位亲人！一贯坚强的母亲也痛苦得难以支撑，我不忍心再离开家！
到了考试前一天上午，学校教导处陈老师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好半天才说：“明天毕业考试，若不参加，就没资格参加高考，上大学就没有可能了，陈主任和尚校长让我动员你，今天就坐我的自行车返校考试。”母亲说：“孩子，要听校长老师的，家里你不用管，跟陈老师走！”我无言以对，收拾灶台上的残食，用一块破布包上，说：“陈老师您把这些帮我带走，我安置安置，就赶回学校。”我把家里水缸担满，忍痛安慰母亲一番。一周吃的东西咋办？天无绝人之路，小麦虽还不成熟，但麦籽基本饱满，在青黄不接时，为接济口粮，当天生产队割些麦穗，分给社员吃青麦仁。我家也分几斤。邻里有的送来麦穗，有的送一碗青麦仁，我把这些整好压烂，加盐炒熟，一半留下，一半带走作为口粮。我忍着痛苦，步行60多里路，凌晨赶到学校，一身泥土上床。第二天上午开始考试，俄语考了100分，年级并列第一，其它学科的成绩也不错，就这样过了毕业考试关。
真是祸不单行！家中突遭火灾。第四次失学的考验，突如其来。
高考前学校放两天假，让学生回家准备吃的用的。我天不亮就步行回家，本打算当晚返校。回到村头时，还是那位大娘，老远就抹着眼泪喊我说：“恁家又出事啦，失火了！”这对我如晴天霹雳，急忙进家看，一片狼藉，房顶烧没了，烧毁的檩条、椽子和草、灰遍地，母亲躺在露着天的床上，头发烧去大半，弟弟光背赤脚和村里几个人收拾残局，惨状目不忍睹。毕业考试前失去亲人，升学考试前家遭火灾，痛苦之下，我下决心：不再参加高考，好好守着这个家。
中间隔一天，那位陈老师骑自行车又来到我家，进门见境况后流着泪说：“尚校长、陈主任见你两天没返校，让我赶来看看，无论如何也要动员你返校参加高考。”我说：“家里屡遭灾难，我无法再上学了！”卧病在床两天的母亲立即坐起，厉声说：“孩子，别胡说，过去多少难关都过完了，这一次再难也得过，你不去考试，娘给你下跪！”在场的乡亲们也纷纷劝我返校考试，并各自回家拿些吃的送来。众情难却，母命难违，我只好随陈老师回学校参加高考。
高考结束，我分别找到尚仙舫校长、陈传道主任、朱慎吾老师和两次家访的陈老师，深表感恩后，急忙回家。这时我如释重负，录不录取不再多虑，录了就上学，不录就守家尽孝、干活挣工分。
莘莘学子盼望大学录取通知书，多是翘首以待，但我当时不是。高考结束第二天上午到家，下午下地干活，自此每天三晌不缺工。8月盛夏一天上午，我正背着药筒在棉花地打药，转眼看到从村东走来一位穿白衬衣、蓝裤子、儒雅和蔼的中年男子，他问村里人：“您村有个王明义吗？我是来给他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听了这话，村里一下欢腾起来，“新王楼出状元啦！”母亲和弟弟更高兴。送通知书的老师叫胡秉良，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白面和几个鸡蛋，为老师做了一顿手擀汤面条。胡老师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引向了求学深造之路。
送走老师，我和弟弟坐在母亲身边，捧着录取通知书，悲喜交加，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因29.5元的学费又添新愁。为凑学费，我和弟弟把烧坏的檩条和椽子用架子车拉到邱集舅家，托他到集市上卖了，两天后舅舅把卖的近5元钱和他自己凑的1元多钱送来了。还差得很远！邻里乡亲、小学老师等也纷纷相助，又拼凑了2元多钱。学费仍差得多，怎么办？娘仨思来想去，解难还得靠政府。我一大早去柏木岗找到公社陈保先书记，他听了我的苦诉，放下饭碗写个条子，让我到供销社的驻村代销店找营业员关振军借10元钱。我找到老关，他把柜台内连整带零的钱数给我10元。陈保先还帮助写证明，让我到玄武大公社申请救济，领到了10元救济款。世间自有真情在，政府关怀，多方相助，七拼八凑，终于一分一角一元凑够了这笔“巨款”，一块石头落了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那些日子，我的心一直难以平静，在为考上大学高兴的同时，想得更多的是“感恩”：母亲和弟弟含辛茹苦、血泪付出，支撑我求学；两所中学的校长、老师孜孜不倦，育我成长；家乡父老亲人每每接济，助我前行。从玄武二中、鹿邑一高的书记、校长、主任、老师、校医，到驻队干部、公社书记、社长和民政干部，在我求学途中的关键时刻屡屡帮我排忧解难，助我顺利完成中学学业，对一个贫困农家子弟如此关心备至，这既是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深情厚意，更重要的，他们是在代表党和政府把爱心及时送给最困难的群众，我是直接受益者。历历在目的一幕幕，令我这个贫寒农家孩子心底深深埋下对亲人、对社会、对党和国家感激感恩之情，此恩此情重如山深似海，定要终生相报。
1963年8月26日，上大学出发前，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反复叮咛：“别忘政府！别忘亲人！好好念书！把书念好！”短短几句话，凝聚了母亲的厚望。我揣着大学通知书，怀着美好梦想，带着一身破旧衣服、一条粗布棉被、一小捆旧书，进入母校校园，圆了大学梦，人生路上迎来了曙光。 入学后，我每月享受11元的最高助学金，其中9.5元伙食费，1.5元零用钱，一日三餐能吃饱，不再为生计而困惑，失学的风险没有了，面临的是学习考验。那几天，母亲“好好念书，把书念好！”的叮嘱一直缭绕耳边，我仔细琢磨“如何把书念好？”下定决心，从眼前做起，从每一件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每个课时不放松，每份作业不马虎，每个问题必清楚，每门功课必认真，持之以恒不懈怠。
入学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1963年8月，新生入学后，有的新生因对采煤专业的苦和累、脏和险，心有疑虑，一度专业思想不够稳定，议论说采煤专业是“倒霉专业”、“煤黑子”、因无女生又戏称为“和尚专业”。针对这些，院系党、团组织把入学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融为一体，在全专业新生大会、班级会、小组会和学生宿舍等不同场合和层面，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针对性强的专业思想教育，还邀请煤矿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模范现身说法，讲从事采煤事业的切身体会，讲煤炭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领导和老师分别与同学个别谈心，推心置腹，入理动情，引导教育学生牢固树立为报效祖国而上大学、为当好“采矿人”而勤奋学习、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的专业思想，使“学好采煤专业、奉献采煤事业、当好优秀‘采矿人’”成为同学们的共同志愿。
在校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国家面临诸多困难，各方面都要过紧日子，但个别学生入校进城后，换了环境，脱离当时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实际，比吃穿、讲阔气，一度出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良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全院开展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育活动，采煤系带头举办“物、图、文”并茂的“爱护公物、节约为荣”系列展览。我参加了筹划和资料展品的收集整理，把扔掉的馍头饭菜、没用完的作业本和风吹坏的玻璃及窗框捡回来，放在展览室；把不关水龙头、不拉灭电灯、不关门窗等造成浪费损失的现场图片，集中挂在展览室。抄写“勤俭节约、为国分忧”等文章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诗句，挂在展览室，让学生观看讨论，收到良好教育效果。院党委、团委安排学生会借助展览、总结经验，在全体师生中倡导树立“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片纸和爱惜一片瓦、一块砖、一块玻璃”的良好风尚，使“艰苦奋斗、爱护公物、勤俭为荣、浪费羞耻”的理念深入人心。学雷锋活动。1963年起，学院党委、团委在全院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第一件，教育学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活自己干，自己事自己办。我们采12班同学兑钱买工具，组建理发小组和钉鞋小组。王景伦老师得知后，让我带他到我们宿舍找理发小组长刘根同学理发，这一下轰动全院。院系领导要求从采煤系做起，在全院推开。没钱买工具怎么办？王景伦老师向分管后勤的李伯阳副院长汇报，经批准由校办工厂为每班制一套修鞋工具；学院出钱给每班买一套理发工具。很快在全院形成了“头发长了自己理，衣服脏了自己洗，鞋子坏了自己修”的好风尚。第二件，倡导助人为乐办好事。每年两个假期结束返校后，学院有关方面都收到来自社会各界对学生的表扬信，院领导要求学生会搞好宣传，学生会主席李金明把任务交给宣传部。我与刘文贵等同学加班加点收集整理，用广播、板报等形式，广泛宣传表扬同学利用假期办好事的典型事迹，推动全院学习雷锋“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办到哪里”的助人为乐精神，形成“在学校当个好学生，回农村当个好社员，到煤矿当个好工人，在火车上当个好服务员”的良好氛围。
“忆苦思甜不忘本，热爱社会主义不变色”教育。1964年二三月份，院里组织3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到博爱县等基层生产队参加农村“社教”活动，王景伦老师负责组织、指导，我作为院学生会干部，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宣传总结和办教育展览馆有关事宜。展览馆办在学院民兵俱乐部，分综合、村史、家史、典型事例四个部分。学院分别组织学生和教职工参观学习；我和不少同学还记了专题笔记。学院以这次活动为切入点，持续深入开展“忆苦思甜不忘本，热爱社会主义不变色”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组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有三项。
参加义务劳动和社会调查。从63级第一学期开始，每周用周日一天时间，组织学生到郊区农村生产队、车站、公园等场所参加义务劳动，得到社会广泛好评。1964年夏，我们班由贾健英、胡秉良老师带队，到焦作郊区墙南等生产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生产队搞夏收夏种。1964年，我们班全体同学到焦作上白作生产大队，用两周时间与农民搞“三同”，并利用出工前、收工后和晚上加班完成人口普查登记任务。1965年寒假，院团委组织200多名留校学生到东王褚、西王褚等生产大队，给贫下中农和军烈属打扫卫生、挖粪池、修水道。我还组织五位同学到市运输公司拉五天平板车，参加老工人诉苦会，公司党组织给学校写了表扬信，称赞矿院学生“不怕苦、爱劳动，是好样的大学生”。1965年寒假，学院还组织回乡的学生宣传农村社教文件、参加农村移风易俗、访贫问苦等社会活动。通过参加义务劳动和多项社会活动，使学生加深了对社会基层的了解，加深了与工人、农民的感情，培养了助人为乐精神，提高了做社会工作的能力。
参加“四清”运动，历练提高。1966年2月至5月，院党委组织部分教师和学生作为工作队员参加“四清”运动，我们班分配到冯营矿“四清”工作团。我和马庆法、陈宝庆等同学分到居委会工作队。我们几位同学的主要任务是：做动员发动群众工作，跟着正副队长找人谈话并作记录，整理与“四不清”对象谈话记录、整理案件材料等等，虽仅四个月，却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处理问题的能力。
参加专业劳动，奠定当好“采矿人”的基础。我们采12班专业劳动是1965年9月至1966年1月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进行。庞俊勇、何嘉陵老师带队，住在离矿井五六里路的耿村农民家，全班30名学生，挤着睡在用秸秆搭的一个大地铺上，在采煤队、掘进队、开拓队轮流干，一个学生跟着一个师傅干一个工作段。我主要在二采队，跟一位姓徐的师傅，他是八级（顶级）采煤工，师傅的任务是打眼、放炮，支柱子、架棚；我的任务有三项：一是沿着工作面把16根柱子、8根梁、十多块条耙、几十根背木爬着从六七十米的上风巷拉到我们的采煤点；二是把当班采下的煤用锨攉到溜槽里运走；三是当好师傅搁棚支护的助手。劳动量大得难以承受，每天工作服全被汗浸透，出井后全身像散了架，30人的集体宿舍鸦雀无声，大家都累坏了。后来，何老师和张银奎同学把“石油工人之歌”改编为采煤工人之歌《我当个煤矿工人多荣耀》，带着大家唱，鼓舞士气。体力磨练过关后，陆续安排一些现场报告会，请采煤队书记讲“采矿人”精神；请队长讲井下作业组织管理；请技术员讲采煤工作面技术要领；请老工人讲当矿工切身体会。最后半个月边劳动边与工人座谈交流，搞好总结。四个月的专业劳动，同学们掌握了井下采煤、掘进、开拓等作业技能，与工人师傅加深了感情，树立了采矿大学生的良好形象，奠定了当好“采矿人”的基础。
知艰辛懂恩情能努力报人民。苦难与磨砺和成长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壮大！
作者简介：王明义，男，汉族，本科学历，河南鹿邑人，1945年7月生，工程师职称，副总警监警衔，196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7月毕业于焦作矿业学院。在曹窑煤矿井下劳动锻炼和张村煤矿工作；扶沟县等三个县工作；1986年9月起历任周口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武警河南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农委委员。201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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