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层次来看，单个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会通过支付系统和同业拆借市场很快传导至其他银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银行无论自身是否存在挤兑问题都将受到牵连，对其他银行形成巨大的外部性影响。因此，单个银行经营失败很可能造成整个银行业的系统性危机，这一危机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近年来，监管部门有效处置了一些已经暴露风险、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如2019年５月包商银行被接管。总体看，果断实施接管发挥了及时 “止血”的作用，避免了包商银行的风险进一步恶化，既最大限度保护了客户的合法权益，避免了客户挤兑和风险向众多交易对手扩散，又依法依规打破了刚性兑付，实现了对部分机构激进行为的纠偏，进而强化了市场纪律 （王景武，2020）。然而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发生了营口沿海银行和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因为谣言引发的挤兑等风险事件。部分中小银行、农信社、信托等金融机构清算重组重创我国金融业，甚至出现挤兑危机，影响地区社会稳定。因此，挤兑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乃至引发金融危机。
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 《压力测试》 一书引言部分所说， “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信心危机”。金融系统都是建立在信念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英文 “信贷”这个词源于拉丁文 “信任”，而金融机构往往自称“信托”。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如果人们对银行失去了信心，就会出现挤兑；金融危机则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挤兑，是人们对金融安全失去信心的表现。
人们惯于恐慌，正如人们惯于某些非理性信念造成的交替出现的泡沫和恐慌。然而，一旦骚动群起，对于个体而言，跟着行动以免被踩踏就是理性行为，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他们的集体行动是非理性的。这些恐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残酷的后果。
银行挤兑的关键要素
内生于创造货币的固有机制，商业银行会将大部分资产投资出去，如发生挤兑必然导致其出现流动性困境，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但问题在于，在一场金融危机中，如何分辨一家商业银行出现的问题，是由流动性困境造成的，还是由资不抵债造成的。无论政府在应对挤兑过程中采取何种干预措施，其主要职责及最终目标都是为金融系统注入信心。
银行挤兑的狭义和广义界定。银行挤兑，又称 “挤提”，是存款人集中、大量提取存款的行为，是一种突发性、集中性、灾难性的危机。经典的、狭义的挤兑概念是指 “存款挤兑”，大量存款人因种种原因突然在同一时间要求提取存款，取得现金。现代、广义的挤兑概念包括银行负债端在同一时间集中、快速地缩减规模，导致流动性枯竭，直至无法兑付，负债端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卖出回购等。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分析花旗集团 时尝试定义了狭义的存款挤兑：大量存款人突然要求从某银行取出他们的存款，这可能由存款人信心下降所致，也可能出于存款人对该银行将被当局关闭的担忧；银行只会将小部分存款配置为现金储备，因此，即使对一个健康银行来说，短期内的大量提款要求也会导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从而使该银行无法履行职责并倒闭。
弗恩·麦金利将银行 （金融机构）挤兑应具备的关键要素提炼如下 （2014）：（1）银行的债权人先发制人地收回信用或拒绝续借，从而威胁到该机构的持续经营。（2）基于债权人对该银行恶化的财务状况或整个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担忧，挤兑密集发生于一段时间 （几天或几周）内。（3）如果由此导致恶化的财务状况得不到改善，该机构将被迫关门或进入破产程序。（4）金融监管当局感到必须进行干预，以防止挤兑的外部效应，如银行挤兑可能导致短期信用从金融体系流失。（5）金融监管当局 （通常是中央银行）对挤兑的传统反应是做出对该机构能否存活及其是否具有偿债能力的关键决定。如果该机构被认定可继续生存，中央银行将通过短期、有良好担保的贷款提供支持，并处以惩罚性利息。若该机构被认定无法维系经营，中央银行将允许其直接倒闭并实行破产接收、托管或重组。
银行挤兑的传染机制
某一银行破产会传递出其他银行也可能破产的信号，导致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进行挤兑，这一挤兑若出现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其影响更为严重。这里有关银行本身状况或中央银行偏好的信息十分重要。破产银行通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可能引起其他银行挤兑。研究表明，银行业中各种银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大于其他产业中的企业，某一银行破产会引起那些提供相同产品、服务或在同一地区市场中经营的银行股票收益大幅度不正常下降。股价大幅下挫使市场对银行产生不良预期，从而发生挤兑现象。
银行之间通过同业往来，即通过各种大额交易的借贷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银行破产易于通过银行间借贷迅速蔓延。银行同业借贷包括支付系统中日借方余额、货币市场上隔夜和定期银行间借贷或其等价物以及或有要求权，如场外市场和汇率衍生产品。银行同业贷款一般既没有担保品，也没有保险，而且同业贷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一家银行破产可能导致一连串的银行破产，从而在金融市场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演变成银行危机。
近几十年来，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新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与电子通信技术的更新使得金融活动迅速发展，其中一个直接结果是银行间支付系统中大额交易量空前高涨，这些交易系统的日透支额也大幅增加。支付系统中大规模的日支付流量，特别是大额交易和巨大的透支额产生了潜在的风险。支付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有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单个银行破产通过支付系统可能演变成系统性危机。一家参与银行的破产可能引起协调性失效，即所有参与银行在收到自己的支付命令后才对其他银行进行支付，导致流动性的持续短缺。
银行挤兑的经典理论模型梳理
本文介绍银行挤兑的经典理论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个模型。
—— 约翰·布莱恩特模型
约翰·布莱恩特 的文章 《储备、挤兑和存款保险的一个模型》中，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存款保险对挤兑行为所发挥的作用，阐述了由风险资产而引发的随机提款、负债事件以及不对称信息给金融业带来的影响。考虑到政府能采用税收调节、发行货币等不同方法来保护存款，布莱恩特分析了它们的效率、效果和成本。他没有为存款保险设计方案，但赞同建立政府干预下的存款保险体系。
—— 戴蒙德-迪布韦克模型
戴蒙德和迪布韦克），基于布莱恩特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均衡模型，即银行业存在多重均衡状态，而存款保险的作用在于它的出现消除了银行挤兑的恶性均衡 （存款人均提款），留下了一个没有挤兑的良性平衡 （存款人均不提款）。戴蒙德和迪布韦克认为银行对挤兑具有较差的免疫力，存款保险可以有效地防止挤兑的恶性均衡，原因在于银行合同实现了最优化，使得晚期消费的存款人不参加挤兑。
—— 吉本斯模型
吉本斯在戴蒙德-迪布韦克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信息完全但不完美的博弈模型。为简单起见，将两阶段写进同一个矩阵中， 可能出现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 （提款，提款）和 （不提款，不提款）。如表１所示，虽然R＞r （均不提款的均衡回报更高），但在这一博弈中却不存在一种机制保证后一个纳什均衡 （均不提款）一定出现，形成类似囚徒困境的结局。吉本斯认为，这是一个混合策略问题吉本斯模型更为简单直观，但是无论该模型还是戴蒙德—迪布韦克模型，都没有分析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存款者对银行的信心产生动摇，以及好的纳什均衡为何在未引入存款保险机制的情况下也不一定发生。
银行挤兑心理学流派分析
非理性行为在经济从稳定走向不稳定的动态机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偏好一致、风险厌恶、有效市场等基本假设之上，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往往并非如此。行为经济学家们把心理学纳入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分析，通过观察和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性投资者，行为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其期望值更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非理性行为一方面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客观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群体心理等主观因素。因此，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演进和传染机制十分必要。
—— 心理账户——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基础
Shefrin等(1988)提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 ，作为对传统生命周期理论的修正，该理论有一个重要概念——心理账户，即投资者根据个人资金的来源、存放地和用途等因素，无意识地在个人内心对资金进行归类管理。与一般的经济账户不同，心理账户中相同数量的资金可能并不是等价的，比如辛苦工作积攒的资金在心理账户里的价值一般高于等量赌博所得，又比如股票账面上的亏损在心理账户一般被认为小于卖掉该股票所承受的实际亏损。年龄、职业和教育背景等个体特质对投资者的决策心理起着重大影响，导致不同的心理账户有其特有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正是因为人们在决策时更多是基于记账方式不同于经济账户的心理账户，而心理账户又常常遵循一种与传统经济学运算规律相矛盾的潜在心理运算规则，所以个体决策才表现出各种违背传统经济学原理的非理性。
偏差、正反馈机制和过度自信——投资泡沫和系统性风险的积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个人和群体投资行为，而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存在偏差 （Bias），包括行为偏差、认知偏差和情绪偏差等。个 人偏差导致其产生对资产或金融市场产品的定价偏差，而这种资产的定价偏差会进一步反向影响个人对这种资产的认识与判断，尤其是当外在的客观因素和内在的主观情绪相互作用，形成同一方向的预期时，就会导致金融市场整体定价的系统性偏差。
系统性定价偏差会通过正反馈效应形成金融市场的投机泡沫。Akerlof等 （2009）认为，投资者非理性的追涨杀跌行为会通过正反馈机制导致恶性循环，并且反馈机制造成的破坏会通过高杠杆进一步得以放大。传统均衡经济学认为市场需求对价格表现为负反馈，即价格升高则需求变少，市场会自发走向供需均衡。但投机市场在投资者的同一方向的乐观预期下，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则，反而表现为价格对需求的正反馈，进而导致金融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
事实上，个人和群体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各种偏差，反而普遍存在过度自信：人们通常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或者高估自己所掌握知识和信息的精确性 。在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时，市场参与者更容易显现出过度自信。基于这种过度自信的预期，市场参与者变得不再主动回避风险。一方面，他们会过分相信和依赖接收到的利好消息，继续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尽管有些利好信息可能是偶然的，他们也会过分地相信它，从而忽视那些伤害其自信心的因素。过度自信会演变成过度关注，使个人及群体把注意力集中在资产过去的价格上升过程，而忽略其所隐藏的风险，进而导致该资产价格的一种自我实现式的、螺旋式的上升，
—— 羊群效应——系统性风险的传染
古斯塔夫 · 勒庞在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只要人们构成了一个群体，他们的感觉、思考、行为方式就会和他们处于独立状态时有很大的不同。”羊群效应正是人们的从众心理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反映，具体指在市场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或投资者对真实信息缺乏足够了解而难以对市场未来走向作出合理预期的情况下，投资者倾向于从观察周围人群出发，归纳总结他人的行为来提取相关信息。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采取此模式时，他们接收的信息趋于同质化，最终使绝大多数投资者做出相似决策而产生羊群效应。
在经济繁荣阶段，一旦某些投资者在某项投资中获益成为 “领头羊”，在市场整体乐观预期下，其余投资者往往会跟风投资而忽略风险。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2006年美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已经高达68.18％，没有住房的多为无稳定收入且信用较差的被称为 “次级贷款人”的人群，此时美国住房结构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后，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导致大量 “次级贷款人”进入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人”明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却仍在 “他能买房我亦能买房”的从众心理驱使下接连背负房贷；而银行在 “他能通过次贷赚钱我亦要赚钱”的利润刺激下，一方面与评级机构勾结放宽信贷标准，另一方面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转移风险至表外。羊群效应使系统性风险在 “次级贷款人”和银行之间广泛传播，又通过银行转移至其他金融机构，还通过金融杠杆危及实体经济，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全面传染。
—— 禀赋效应——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Thaler认为人们通常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的物品的价值，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禀赋效应。禀赋效应可以用行为经济学的损失厌恶机制解释，即人们面对损失时心理的厌恶程度要远大于面对盈利时的满意程度。当投机泡沫由于内生或外生因素难以为继时，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丧失信心，同时产生恐慌心理，面对未来的或有损失变得越发谨慎，损失厌恶的情绪变得更加强烈。银行挤兑事件就是这种损失厌恶机制的极端表现。银行一旦发生财务困境，即使困境没有储户想象的那么严重，但只要有一点负面消息的传播和扩散，损失厌恶情绪也会使其急于取出在心理账户中价值较高的存款，并在羊群效应下引发大规模挤兑。
—— 银行挤兑的心理分析——繁荣、恐慌、崩溃
许多研究都关注了心理因素影响导致的挤兑及危机的严重性。Selden(1943)在 《股市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恐慌和繁荣都是明显的心理学现象。这并不是说，实体经济的基本状况无法决定股市的暴涨或暴跌。但所谓的恐慌，将加剧由基本面变化所引发的市场下跌，这往往是由于在市场资金耗竭的情况下，公众情绪处于激动状态。“繁荣”一词意味着过度或大规模投机性的增长⋯⋯当许多投资者对可能发生的恐慌感到害怕时，这令人惊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个人通常不是完全理性的，也即他们并不总是按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事。
但他也发现，投机者在价格过高时压价 （做空），价格过低时抬价 （做多）， 他们的行动使市场资产价格合理化，这时他们都是完全理性的。故而这个无意图但隐含的模型，是由非理性的个人但理性的市场构成的。
情绪性市场恐慌理论，挑战着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基础假设。在该假设下，今天的价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明天价格的预期，而且市场信息能够有效地传导至资产价格。总而言之，市场通常是理性的，但崩溃与恐慌证实这些 “通常”存在例外。理性假设的失效有可能引发大量的异常行为。
存款人担心提现困难、本息受损，纷纷抢先提取现金、收回债权，引发银行挤兑。预期、自我实现的预言、从众心理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相应地，防范和化解银行挤兑风险，也要从心理作用上入手，修复信用，改变预期，扭转从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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