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879年，出自国学泰斗俞樾的呼吁。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传承中医做得如何如何好，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立法禁止中医的，对中医动手比中国还要早。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很多中国人羡慕日本的成功，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有条件的青年人纷纷赴日留学。
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宗旨是“脱亚入欧”，其中有一点，就是全面禁止中医而改行西医。
当然，后来日本禁止中医的政策有所松动。
但总的是来说，经过明治维新对中医的打击，日本的中医（被称之为汉医）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
我们自己丧失了民族自信，加之积极学习日本，而日本也废除了中医，所以国内也就必然地发出了废除中医的呼声。
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废除中医的，是国学泰斗级人物俞樾。
1879年，俞樾在其撰写的《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之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俞樾何许人也？
清末大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汉学家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堪称中国文坛学界的泰山北斗。
人缘时会，他的这一倡议一经发出，顿时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齐声响应，比如著名学者、《天演论》的译者严复就认为，中医“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属于“迷信”，根本不科学。
梁启超也曾激烈地抨击中医，甚至声称中医乃“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第二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于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民国时期官场、学界对中医的否定态度，对制定医学政策和教育政策的政府机构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
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断然将中医排除于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医自己开办了一批中医学校，但却无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当时，有许多中医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大学增设中医课程。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是当时政界对“废除中医”最为直接的表态。
人数众多的中医群体对此非常不满，于是频繁发起抗争。
1925年，中医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依然遭到教育部的严词拒绝，其给予的回答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
第三次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做出“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的决定。
1928年，当时的英国派员到中国考察，发现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很是惊奇，国民政府闻知洋人意见，赶紧成立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
接下来，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了卫生部，就得管医生吧，可哪些人才能算作是医生呢？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商讨此事。
一个医疗卫生方面的会议，竟然不允许中医人士参加，与会者只有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西医界名流，共14人。
一番讨论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而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
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因此决定不搞一步到位，以40年时间为限，逐步废除中医。
留日的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了“废止中医案”。
许多人废除中医，仅仅止于泛泛的呼吁，而真拿中医开刀的是余云岫。
他认为，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
因此，余云岫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可见其对中医的偏见，已经到了视若仇寇、上纲上线的地步。
上述六条的核心是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目的就是通过严厉禁止的办法，彻底废除中医。
提案被当局通过，同年2月，上海《新闻报》首次披露此事，引发全国中医界激烈反对。
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
会上决定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公推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陈调五、张梅庵五人为大会主席团，随后又选派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五人组团赴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取消余云岫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
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纷纷电请保存国医。
上海中医药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全部停业半天，并在药店门前张贴了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一时间群情激愤，声势浩大，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
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地不得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废中医案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人亲自接见了赴南京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
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向代表表明：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并希望中医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当时，孔伯华作为华北中医代表，也前往南京汪精卫政府请愿，要求与西医打擂台以证中医疗效。
比赛方式是找12个高热病人，分成两组，分别用中医和西医治疗；为了显示诚意和自信，孔伯华答应让西医组先挑病人。
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
结果，孔先生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第二天病人就退烧了，而西医治疗那一组退烧后又反反复复，久不见好。
这件事，中医黑棒棒医生余向东咬定子虚乌有，但笔者找到了多种根据。
原来汪精卫的岳母，也就是陈璧君的母亲得了痢疾，西医治疗了许久不见起色，老太太奄奄一息。无奈之下，在别人推荐下请来了名中医施今墨。
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施今墨只用了几服药便治好了老太太的重病，从而促使其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
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两位副部长贺诚和李斌企图废禁止中医。
新中国成立，中医界兴奋雀跃，本以为中医的春天来了，不料情况却更加严峻了。
卫生部两位副部长贺诚和王斌均反对中医。
其中，王斌副部长推崇余云岫，反中医最为坚决，他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
1950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竟然把余云岫请来当特邀代表，为废除中医出谋划策。
由此，余云岫的废除中医主张在二十多年后新中国成立之际，居然借尸还魂！
由于时过境迁，余云岫改变了在1929年的说法，而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步骤”案，主旨是“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
卫生部据此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在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将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取缔行医资格。
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中医都被取缔了行医资格。
不久，号称“中医司令”的中医泰斗吕丙奎先生和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遂上报中央。
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不同意卫生部的做法。
当毛泽东听到卫生部要求中医学习西医的做法后说：“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并责令组成调查组调查卫生部废除中医之事。
不久王斌、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评，撤销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
贺诚、王斌被整肃后，继任卫生部部长傅连暲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表态：以我自己来说，我虽然和中医一起看过病，但没有把中国旧有医学当做自己的一门必修之课。我没有认真研读过中医的书籍。所以我至今在祖国旧有医学知识方面，还是一个门外汉。一个卫生工作的领导人，一个医学学术团体的领导人，对于自己祖国的旧有医学，茫无所知，说来是非常惭愧的。我应该老老实实地学习。
随后，傅连暲将中医孔伯华、萧龙友、施今墨、赵树屏等十人吸收进中华医学会，并落实毛主席指示，开办培训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第五次是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等发起的废除中医签名风潮。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各种元素猛烈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药面临的冲击更大。
时至今日，中国人大多数人仍然缺少文化自信，不相信甚至诋毁中医药的人依然很多。
比如，2006年就发生了一个正式要求取缔中医药的闹剧，发起人是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
这个事件，是崇洋媚外的公知群体或被西方医药集团收买的黑中医势力连续不断的黑中医事件中的一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断演出的废禁中医闹剧的延续。
张功耀自称以三十年学习中医的亲身体验，以及妻子是中医的家庭信誉，自以为了解中医的弊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连伪科学都算不上”。因此，他到处呼吁要 “彻底取消中医”，还在社会上公开征集签名向卫生部 “请愿”，一再强调：“古代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现代中医则是地地道道的，有意的骗子。”他们黑中医的基本逻辑，就是两条：一、中医药无疗效，根本不管用；二、中医药和西医不一样，不符合西医的标准。在没有见过真中医的张功耀们眼里，西医才是真理，才是所有医学的科学标准，与西医不相符合的医学都是伪科学。面对中医在克服非典中发挥的突出作用，张功耀依然不肯改变反中医的立场，继续死硬地撰写文章反中医，其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反中医讲座当场就遭到了听众的质疑和批评。
尽管此事不了了之，但中国社会上反中医、黑中医的思潮仍然盛行不已。
如果说，前四次废中医风潮主要是出于西风东渐背景下的文化不自信，而当代以丁香园为典型的反中医、废中医、黑中医思潮，则主要出于国内外西医利益集团为垄断中国医疗市场的经济需要和打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需要，其目的是极其邪恶的。对此，我们应当倍加警惕，绝不能任其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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