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1年高考的第一天，首先预祝学子们考试顺利。尽管有一千万个不愿意，还是要承认，高考依然是多少孩子改变现状的唯一清晰可见的赛道。
前两天，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因为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成为热议的焦点。尽管我并不喜欢他的表达，但我更反对带着上帝视角去看待。因为错不在他。他只是被时代裹挟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他的声音，代表了他曾经历过的一切。作为一个人，他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何况，有些正在嘲笑别人是土猪的白菜，可能只是毛色更鲜亮一点的猪。离真正的大院里的白菜，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我在最近的文章里面反复提到过一个词——阶层固化。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有些人，走一辈子也到不了罗马！事实上，阶层固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而且不止一次。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可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一次又一次阶层固化，被打破，又形成新的固化的循环中前进。每一次阶层固化的加深和打破，都预示着一个大变革的到来。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遭布鲁图斯等人刺杀，身中23刀而亡。作为“祖国之父”，凯撒被允许永远使用“凯旋将军”头衔。他还是一个被誉为“神”的男人。公元前44年初，罗马元老院将凯撒立为罗马帝国正式的神。他将拥有神庙、祭司、圣像神龛和名称——“神圣的尤里乌斯”。但即便如此，凯撒依然没有逃开刺杀。而凯撒的死，源于他勇于挑战罗马原有的元老贵族阶层，提拔和重用城市平民、以及新的精英阶层。对于当时的贵族阶层来说，元老院阶层是“精子”决定的，不存在选举产生的可能性。谁想打破阶层壁垒，谁就是他们的死敌。即便那个人是凯撒。因此也导致了罗马历史的硬分叉。在凯撒死后，罗马遭受了15年的内战。凯撒的甥孙、也是凯撒的指定继承人屋大维最终击败了阴谋家们，成为罗马真正的皇帝。
此后的公元元年，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另一片土地上，耶稣诞生了。耶稣的一生，是播撒爱的一生。如果说到伤害，他伤害的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伤害的是高度固化的，用精神统治和政治迫害治国的犹太贵族阶层；伤害的是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犹太民众的斯得哥尔摩综合症。名义上，耶稣是被强大的外部敌对势力——罗马人杀死。但事实上，真正抓捕并且非要置耶稣于死地的，是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这些贵族精英阶层。因为耶稣宣扬的一切，会打破他们为了收割民众而精心设计出来的阶级血统论。
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刑场的时候，曾遇见一群耶路撒冷的妇女。妇女们泪流满面。耶稣转身回头安慰她们：“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后代们哭。”
耶稣的预言在不久后应验了。迫死无罪者的犹太人被攻破圣殿，遭到罗马大军的屠杀和俘掠，整个民族开始了近两千年的流亡苦旅。他们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并且一直被描绘为吝啬、刻薄，狡诈的吸血鬼。遭受过多次灭族屠杀。
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是：这场革命使得资产阶级社会“摆脱了封建束缚”，革命意味着“新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
在当时的法国随着工业化的推动，新兴的市民阶层（Bürgertum）积攒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而政治权力依然由贵族和贵族支持的王权阶层掌握，市民阶层被排除在外。法国大革命，就是在这样一个打破和反打破的对立中产生。其结果是，在大革命以后——王权阶层削弱，新阶层获得了政治权力，成为与无产阶级和小农对立的统治阶级。随后的数百年，这个新兴阶层又在不断巩固自我，等待下一次被打破。
法国大革命中，雅克宾派实施了恐怖统治，断头台被用到卷刃。“革命群众”制造了近代史上罕见的大屠杀。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的人中，贵族、神职人员只有百分之十四，中产阶级为百分之十五，剩下全部是工人或者农民。革命，成为了雅克宾派清洗政治对手，巩固权力的借口。并成为了以后在欧洲爆发的暴力革命的示范。雅克宾派的领袖，大革命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死后，陵墓上被法国人刻上了一行字：过往的人啊！不要为我的死而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打破阶层固化会导致社会发生大变革。在《资本论》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其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与既存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以法学术语来说，就是与所有制关系产生矛盾，而生产力此前一直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运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形态，这种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束缚。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中国历史上，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出现高度阶层固化。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成为门阀士族的工具。始于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锁死了底层晋升的通道。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无论是权力中枢的将相大臣，还是占据各关键政治岗位者，不是曹魏权贵，就是魏臣子孙或门阀子弟。无论朝代更迭，阶层固化始终如一。陈寅恪先生认为曹魏是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替为东汉末年两大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而魏晋时代士族阶层的种种放达不羁，聚众清谈，臧否人物; 甚至奇嗜异俗，嗑药成风，其实就是一种“躺平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泄对阶层固化的现实的不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实行科举制。给予底层民众一个新的上行通道以后，中国才开辟了长达1300年的政治新时期。
我一直以为，《西游记》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剥掉神话故事的内容，这部书活脱脱就是一本社会学教材。孙悟空不过是出身于某四线城市的一只“石猴”。历经千辛万苦考上了海外仙山大学，后来又成为了菩提祖师的研究生。再以后，不仅取得了定海神针护身，更是与一众出身类似的土牛，土蛟、土鹏、土狮驼、土猕猴、土禺狨结拜，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新兴势力。此时的孙悟空，难免不会生出“拱一拱”天庭的白菜的进步心理。事实上，天庭也曾经有意用“仕途”换取这样一个免费打手。无奈孙悟空对天庭白菜一直念念不忘。这可就侵犯了神仙阶层的根本利益。任你本事再大，只要胆敢有非分之想，照样一巴掌拍死。
阶层固化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少数人享有剥夺多数人社会利益的权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菜”。例如，《西游记》里面的仙山无一不是凡人不可涉足的禁地。自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土地，也会被辟为有法力者的“洞府”。位于底层的民众要通过“上供”的方式，甚至不惜奉献骨肉子女，以换取神仙阶层的欢心。稍有打破这种稳定结构的举动，随时有可能被从《生死簿》上一笔勾销。大闹天宫，注定已成为绝唱。
实现阶层固化有很多种办法。通过制度确定只是其中之一。优点是效果明显，直来直去。缺点是吃相难看。所以早就被历史抛弃。而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无形的设限。中国的古文便是一例。因此，胡适提倡文学改良，以白话文全面替代古文。他认为，古文因其生涩难懂，已经沦为只能供以少数文人切磋把玩，而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更无法成为传播现代思想的工具。在他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讲到：“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事实也是如此，当学子们皓首穷经于八股文的时候，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仰望星空。当然，对于已经高度固化的满清统治阶层来说，通过这种方式选择一些“人才”成为自己的附庸也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们翻看历史就能看到，当年多尔衮下令中国人“剃发易服”仅用了十天时间；而两百多年后，民国人剪辫子用了三十年。无它，因为旧式的教育已经把辫子深扎进人的心里。
说到张锡峰的“土猪白菜论”，我看到很多人将其称为新版的“范进中举”。他们其实错了！寒门考上大学和范进中举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范进中举是成为了官吏，正式实现了阶层跃迁。从此只要不涉及政治错误，可以过上统治阶级的体面日子。而考上大学只不过是获得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而已。就算是大学毕业，也完全有可能去做美团骑手，小区保安……和改变自己的阶层没有必然联系。相反的，还会有很多隐性利益的丧失。
社会的进步需要反思和批判。我们现正面对的局面，其实很像当年的日本。“平成废柴”用自己的行动在回应已经高度固化的日本社会。如果一个时代用社会等级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依据。财富的多少，必然会成为改变家族阶级地位的进身之道。这就导致知识、智慧、真理、信仰这些统统让位给所谓的成功。即、升官和发财。当考大学成为底层近乎唯一的合法上升通道的时候，说明社会阶层已经充分固化。阶层之间缺乏合理的流动性。
现阶段，阶层固化正在成为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下一次的大变革有可能会围绕着“数字独栽”和去中心化展开。实现去中心化，创建一个“分布式”的社会，将会为人类社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而对于张锡峰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应该认识到：但凡有良知的人，都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世界，带着包容的眼光去欣赏朋友，同时带着怜悯的眼光去看底层那些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而许多人恰恰相反，他们带着赞美的眼光看待高层社会，带着傲慢而不屑的眼光看同类。而对于那些生活条件过得比自己差很多的人，一脸鄙夷，同时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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