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做好干部提拔任用工作,重中之重就是真正让那些工作高效、群众口碑良好的干部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
在干部晋升的“双系统规律”中,“任务型因素”是肉眼可观察的工作实绩,通过与特定干部的岗位要求对比、与其岗位责任书对照,就可以看出其好坏。
在我国干部的日常管理中,考察干部是否具备“任务型因素”的办法已经非常成熟,既有每年由组织部门展开的年度绩效考核,也有人事部门、本部门、本单位展开的年度考核,还有委托高校等第三方机构展开的实绩考核与评价工作。
顾名思义,“非任务型因素”是与“任务型因素”相对的一种因素,是以“非成文法”的柔性方式存在。
我国干部晋升的“非任务型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此处的“好人”是一个与传统上认为的绩效相对而生的概念。众所周知,传统认为的绩效就是“显绩”,是干部实际上产生的工作效果等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测评出来的成绩,比如GDP提升、财政收入提升等,这种成绩无论何种类型的干部经过努力都能够实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绩效对于个别政绩观错位的官员可能更容易达成,因为通过破坏环境、非法收费、败坏道德等方式更容易产生“绩效”。
但这类绩效是“带血的绩效”,迟早会被组织与人民群众识别出来,因此而获得的晋升最终也会被“清零”,个人也会被严肃问责。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科学地晋升,在合法取得绩效(显绩)的同时,还需要展现自己有别于那些违纪官员的因素,是德与绩相匹配的优秀干部、好人。
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指向的内容,无疑可以看作是判断干部和普通群众是否成为“好人”的“最大公约标准”。
“表达因素”是指需要有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
这乍一看似乎简单至极,但深究起来却并不简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
此次疫情,就是这样的“重大关头、重要时刻”。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
经过此次疫情的检阅,哪些干部只会“纸上谈兵”,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哪些干部能做到临危不乱,果断决策,危难之时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里,一看便知。
一是具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干部只有具备大局意识,才能具备战略思维和稳固的定力,对危机和挑战的本质才能看得更清楚,从而树立战胜危机和挑战的自信心。
二是危机处理的能力。
危机中,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判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密切跟踪、及时分析、迅速行动,坚定有力、及时修正错误,毫不懈怠地做好各项工作。
三是资源调度能力。
充足的资源保障,是我们战胜危机、赢得斗争的前提和保障。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有些地方干部不能科学合理调配人力和物力资源,手足无措,一度造成一方面一线工作人员物资缺乏、一方面仓库资源积压的局面,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如何统筹协调各种力量和物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面对危机要有很强的资源调度能力。
四是社会管理能力。
危机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一方面是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处理社会矛盾、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
五是舆论引导能力。
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舆论对社会情绪的影响空前放大。
不良舆论造成的社会危害甚至超过病毒。严峻的斗争中,特别考验各级各部门干部对舆论的引导能力。
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批驳社会谣言,回应社会关切。
更要实事求是,弘扬社会正能量。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在关键时刻向社会传递信心。